车库里的叛逆：仙童半导体与硅谷的诞生

1956 年的秋天，一个消息在美国物理学界炸开了锅——威廉·肖克利（William Shockley）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位晶体管的共同发明人，在贝尔实验室待了二十多年，终于拿到了学术界的最高荣誉。

但肖克利不满足于此。他不想再给贝尔实验室打工了。他要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——加州的帕洛阿尔托，创办自己的公司。他要做半导体，他要当老板。

于是，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（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）在山景城（Mountain View）的一间仓库里开张了。凭着诺贝尔奖的金字招牌，肖克利从全美各地招来了一批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。这些人里有从麻省理工来的，有从加州理工来的，有从贝尔实验室跳槽的。他们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，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尖子。

他们冲着肖克利的名字来，冲着半导体的未来来。谁不想跟着诺贝尔奖得主干一番大事呢？

可他们很快就发现，这位天才科学家，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老板。

肖克利的管理风格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"有毒"。他多疑、专横、控制欲极强。他不信任自己亲手招来的人，却又要求他们绝对服从。

有一次，实验室里有个女员工不小心被门夹伤了手。这本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伤事故，但肖克利不这么想。他怀疑有人在搞破坏，于是要求全体员工接受测谎仪测试。没错，就是那种警察审讯犯人用的测谎仪。

一群顶尖科学家，被自己的老板当贼审。你能想象那种屈辱感吗？

不仅如此，肖克利在技术方向上也越来越固执。他执意要研究四层二极管（一种后来被证明没什么商业前途的器件），而团队里的年轻人们认为应该把精力放在硅晶体管上。肖克利不听。在他的实验室里，只有一个人的意见重要，那就是他自己。

他甚至会在公开场合羞辱下属，把别人的工资单贴出来比较，用各种方式制造内部竞争和不安全感。一个诺贝尔奖得主，用的却是最低级的管理手段。

肖克利是那种典型的"天才型暴君"——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物理世界，却完全看不到身边人的感受。

到了 1957 年，八个年轻人终于受够了。

这八个人后来被称为"八叛逆"（The Traitorous Eight）——这个名字，据说就是肖克利本人愤怒之下给他们起的。

他们是：罗伯特·诺伊斯（Robert Noyce）、戈登·摩尔（Gordon Moore）、朱利叶斯·布兰克（Julius Blank）、尤金·克莱纳（Eugene Kleiner）、金·赫尔尼（Jean Hoerni）、杰伊·拉斯特（Jay Last）、维克多·格里尼克（Victor Grinich）和谢尔顿·罗伯茨（Sheldon Roberts）。

八个人，八种性格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都年轻，都聪明，都不愿意在一个疯子手下浪费自己的才华。

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诺伊斯。这个来自爱荷华小镇的年轻人，有一种天生的领袖气质。他长得像电影明星，说话有感染力，技术上又极其出色。后来有人叫他"硅谷市长"（Mayor of Silicon Valley），不是因为他当过什么官，而是因为他那种让所有人都愿意跟随的魅力。

但在 1957 年，诺伊斯还只是一个 29 岁的工程师，面对的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：怎么离开？

在那个年代，跳槽本身就不太体面，更别说八个人集体出走了。这在当时的企业文化里简直是叛变。而且他们想做的不只是跳槽——他们想自己创业。

问题是，1957 年的美国，还没有"风险投资"这个概念。没有 Y Combinator，没有 Sand Hill Road 上一排排的 VC 基金。八个科学家，满脑子技术，口袋里没几个钱，怎么开公司？

转机来自一封信。

八人中的尤金·克莱纳写了一封信给纽约的投资银行海登·斯通（Hayden, Stone & Co.），说有一群科学家想创业，问能不能帮忙找到投资。这封信落到了一个 30 岁的年轻分析师手里——阿瑟·洛克（Arthur Rock）。

洛克后来成了硅谷风险投资的教父级人物，但在当时，他也只是个刚入行的年轻人。不过他嗅觉敏锐，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寻常的机会。他飞到加州，见了这八个人，被他们的才华和热情打动了。

洛克开始四处奔走，试图为他们找到投资。他联系了三十多家公司，全部被拒绝。在那个年代，没有人理解"一群科学家自己开公司"这种事。大公司做研发，小公司做代工，科学家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实验室里——这是当时的常识。

最后，洛克找到了谢尔曼·费尔柴尔德（Sherman Fairchild）。这位纽约的富豪继承人本身就是个发明家和企业家，他父亲曾是 IBM 最大的个人股东。费尔柴尔德对新技术有天然的好奇心，他同意投资 150 万美元，成立一家新公司。

交易的条件是：费尔柴尔德的母公司拥有在未来以 300 万美元回购这家新公司全部股权的权利。八个创始人每人出资 500 美元——对当时的年轻科学家来说，这已经不是小数目了。

据说签约那天，八个人在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有些版本的故事说他们签在了美元钞票上，作为彼此的承诺。不管签在哪里，那一刻，他们的命运和整个科技产业的命运，都被改写了。

1957 年 10 月，仙童半导体（Fairchild Semiconductor）正式成立。地点：加州山景城，一间不起眼的厂房。

仙童半导体的故事，如果只是"八个人离开坏老板自己创业"，那它顶多是一个励志故事。真正让它成为传奇的，是接下来发生的事。

公司成立后不到一年，他们就拿到了第一个大订单——IBM 需要一批硅晶体管用于新型计算机。仙童的产品质量过硬，价格有竞争力，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。

但真正的突破来自 1959 年。

那一年，瑞士裔物理学家金·赫尔尼发明了平面工艺（Planar Process）。这项技术的核心思想是：用氧化硅层覆盖在晶体管表面，像给芯片穿上一层保护衣。这听起来简单，但它彻底改变了半导体的制造方式——让晶体管变得更可靠、更容易批量生产，也为后来的集成电路铺平了道路。

几乎同时，诺伊斯在赫尔尼的平面工艺基础上，想到了一个更疯狂的主意：既然我们能在一块硅片上做出一个晶体管，为什么不能在同一块硅片上做出好几个，然后用铝线把它们连起来？

这就是集成电路（Integrated Circuit）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远在德州仪器的杰克·基尔比（Jack Kilby）也独立发明了集成电路，只是用的是不同的方法。后来两家公司为了专利打了多年官司，最终达成交叉授权。基尔比在 2000 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（诺伊斯已于 1990 年去世，未能分享这一荣誉）。但业界普遍认为，诺伊斯的方案——基于平面工艺的集成电路——才是真正可以大规模量产的版本，也是今天所有芯片的直系祖先。

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小公司，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。这就是仙童。

仙童半导体的黄金年代大约持续了十年。在整个 1960 年代，它是半导体行业的绝对王者。NASA 的阿波罗登月计划、美国军方的导弹制导系统，都大量使用仙童的芯片。

但好景不长。问题出在公司治理上。

别忘了，仙童半导体并不是一家独立公司——它是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（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）的子公司。母公司在纽约，对加州这帮年轻人做的事既不太懂，也不太在乎，只关心利润。仙童半导体赚的钱被母公司抽走，用来补贴其他亏损业务。创始人们没有真正的股权激励，干得再好也只是在给别人打工。

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和他们当年在肖克利手下的处境，本质上没什么区别。

于是，人才开始流失。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地走，是成批地走。从仙童出去创业的公司，后来被人们戏称为"仙童的孩子们"（Fairchildren）。

1968 年，连诺伊斯和摩尔都走了。他们创办了一家新公司，取名 Intel——Integrated Electronics 的缩写。阿瑟·洛克再次担任投资人。Intel 后来成了什么，不用我多说了。

同年，仙童的销售主管杰里·桑德斯（Jerry Sanders）也离开了，创办了 AMD。

据统计，到 1970 年代，从仙童半导体直接或间接衍生出来的公司超过了 30 家。如果把这些公司再衍生出来的公司也算上，这个数字是惊人的——有人画过一张"仙童家族树"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几乎就是半部硅谷史。Intel、AMD、National Semiconductor、Signetics……这些名字串起来，就是半导体产业从诞生到成熟的完整脉络。

有人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在硅谷的任何一次半导体行业聚会上，如果你把所有在仙童工作过的人请出去，房间里就剩不下几个人了。

回头看，仙童半导体的故事里藏着好几个改变世界的"第一次"。

它是硅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业公司——不是大公司的实验室，不是军方的承包商，而是一群年轻人自己出来干的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：最好的技术不一定诞生在最大的机构里，有时候，一间车库、一间仓库就够了。

阿瑟·洛克为仙童找投资的过程，被认为是现代风险投资的雏形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人这样做过——找一个有钱人，投资一群只有想法和才华的年轻科学家。洛克后来又投了 Intel、Apple，成了硅谷 VC 行业的开山鼻祖。

而仙童的人才大量出走、遍地开花的模式，也成了硅谷文化的核心基因。在硅谷，跳槽不丢人，创业是本能，知识和人才的自由流动比任何专利都重要。这种文化，最早就是从仙童开始的。

至于肖克利，他的实验室在仙童成立后不久就每况愈下，最终关门大吉。他回到斯坦福大学当教授，晚年沉迷于种族优生学的伪科学研究，名声扫地，众叛亲离。1989 年，肖克利在帕洛阿尔托孤独地去世，几乎没有朋友来送别。

一个诺贝尔奖得主，亲手把最优秀的人才推出了门，然后眼睁睁看着他们建起了一个帝国。这大概是管理学教科书里最昂贵的一课。